平凡而光辉的一生
——写给母亲陈翠琳诞辰88周年
母亲陈翠琳，1923年8月30日出生，河北唐山人。1949年3月参加革命，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83年1月在湖北武汉离休， 1995年3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，在武汉逝世，享年72岁。母亲生前是一个热情开朗、乐于助人和无私奉献的人，她的优秀品质一直激励着我们。在母亲诞辰88周年之际，根据父亲王朋与她共同生活44年的耳闻目睹汇集的《陈翠琳生平简介》，经编辑，形成此文，以作生日礼物献给母亲。
苦难又幸运的童年
1923年夏末秋初的一天，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在河北省唐山市七区杜军庄的一个贫农家庭，由于是女孩，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家人不喜欢她。三年后弟弟出生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家人为了全力照看弟弟，就让母亲和二爷同吃同住。6岁时，二爷去世，姥姥就把她送到宋家庄的娘家抚养。那里很穷，吃不好，穿得差，但却充满了爱。那里不重男轻女，还让她去私人办的小学读书。小学只有两个女孩，她在全班考试是第一名，老师很喜欢她，希望她好好读书。从此，“当老师最伟大，读书最光荣；只有读书才有出路，才有前途”的想法在她心里萌芽。可惜的是，只读了一年小学，母亲就离开了老家，失学后回到姥姥身边。
9岁半时，母亲又到姑母唐家庄生活，给姑母家打扫卫生和带小孩。当时唐家庄小学学生少，她被邻居一名女生拉去上学，一去便上二年级。她一边上小学，一边看小孩和做家务，中午回家还要洗一盆尿布。姑母对她是雇佣观点，什么事都叫她去做，夜里关窗子、拿东西，都要叫醒她。但为了求学，母亲还是到姑母家半工半读。小学期间，母亲学习成绩很好，还学会了打球、唱歌、跳舞，深受老师和校长的喜欢。毕业考试数学得了100分，所以她对考上中学充满信心。但姑父姑母不再供她上学，说女孩将来要嫁人，上学无用，让她留在姑母家专门干家务看三个小孩。就这样，小学毕业后母亲在姑母家又干了4年。
多亏小学谢老师的支持，并给补了一年小学课程，1942年8月，母亲考入叔德女中。中学三年，她勤奋好学，努力争取每学期都拿到奖学金，这样才能解决每个月的伙食。她在这个学校交了不少朋友，师生关系也很好。她还热爱集体，关心同学，谁有困难就去全力帮助解决，她连任两次伙食助理，想办法让大家吃好。
1945年，叔德女中初中毕业后，因没有钱不能报考普通高中，母亲只好去天津报考公费的河北省立师范。毕业后，她和李寿芳同学到条件较差的私立师范小学当教师。在这里，他接触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并在他们的介绍下阅读进步书刊，了解到共产党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，了解了解放区和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。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的母亲，开始向往革命。
倾尽毕生为党工作
1949年3月，由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组织部介绍母亲等四人去北京（后迁到河北省正定县）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。母亲在学习班提高了觉悟，要求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49年5月28日，她经华北大学共青团组织批准加入了青年团，同年6月在华北大学毕业，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北京寄宿制育英小学当教师，学校分配母亲担任低年级教师兼班主任。她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，除教书外还负责管理学生的生活，天天和学生生活在一起，师生关系很好。班上有一位从不说话的学生，该学生父母解放前是革命军人，出生后由爷爷奶奶抚养，为了孩子安全，爷爷奶奶教他白天不能与人讲话，晚上才能与他们讲话；解放后，父母带他进京，他已养成不说话的习惯。经过细心观察、耐心教育、亲切关怀，母亲使那位学生最终开口说话，并且还在全校大会上唱了一首歌，这位学生长大后从事高级翻译职业。1954年总结了这位特殊儿童的教学经验，写了一篇“关于改造个别儿童”的文章，在1955年1月《小学教师》月刊上发表后，受到全国小学教师的重视，曾经有数十位小学教师来信表扬和交流经验。
在育英小学期间，四个儿女相继出生。为不影响教学工作，母亲产假未休满就上班，当时还有产后发烧后遗症。在怀第三胎的时候（龙凤胎），母亲孕期反应很大，为不影响上课，她在讲台旁放一个罐子，恶心了就呕吐，吐完就接着讲课，直到因高血压浮肿住院才离开讲台。
由于工作学习表现较好，思想进步快，1953年4月3日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。她不断受到党的教育，使她更加自觉地去完成各项任务。
1956年9月，母亲调往北京市西城区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工作任教导主任， 1960年7月至1966年5月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和校长。母亲在这所小学尽心尽力工作了十年，她既管行政和教学，又管政治思想工作，她善于团结和依靠广大教师共同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。1959年到1960年，母亲得了眼病，视力不断下降，由于治疗不及时，右眼已经失明，后因营养不良贫血，病情加重，左眼患视网膜炎也有失明的危险。但她一面照常坚持工作，一面治疗左眼，服了一百多剂中药，才保全视力。1962年，母亲鼻子里长了许多瘤子，后来发展到脸部和脑部剧烈疼痛，期间仍坚持上班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才去医院开刀。开完刀，又走上了工作岗位，照常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学校离家的距离只隔一条马路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走，天黑才回家。1965年她领导的政治工作和教改工作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还在北京市作了经验介绍。北京日报社还专门派记者到学校去听课，写了《听课记》在《北京日报》上连续刊登，介绍了二附小的成绩和经验。
1966年5月，母亲由北京市教育局介绍到武汉市教育局，再由武汉市教育局分配到长航第一小学任校长。工作了一个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就开始了。1967年1月，母亲被北京西城二附小造反派揪回北京，批判其在二附小工作期间执行的所谓刘少奇、彭真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。1968年1月，她又回到长航一小工作，不久小学扩大增加初中部，改为长航第一中学，她担任革委会主任。以后学校成立党支部，母亲任支部书记后工作更忙了。学校离家远，母亲早出晚归，从武昌卓刀泉到汉口六角亭，开始是骑自行车，后改乘公交车，六年多没有迟到一次，为学校教职员工做榜样。母亲还经常把材料拿回家来开夜车加班。自1968年开始，她得了肝炎病，经常在肝炎三个加号的情况下，坚持工作。正因如此，长航武汉分公司党委发现她政治思想好、工作有魄力，于1971年5月吸收她为公司党委委员，1971年7月提拔她担任分公司直政组组长。她舍不得离开教育战线工作，婉言谢绝了，继续留在长航一中工作。
1970年5月，父亲单位从武汉搬到三线宜昌县，为照顾夫妻团聚，母亲调到造船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宜昌县技术档案库（简称71库）任政治协理员，负责政治思想工作，以后又兼负支部工作并被选为党支部书记。她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，打扫办公区环境卫生，下班后经常到食堂帮厨。库里年轻人结婚，她帮着张罗，请邻居当厨师，还把家里的床板搬出来当桌子办酒席。母亲还积极做好家属的工作，帮她们找工作，组织职工小孩活动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。她与库主任和职工、职工家属子女关系都非常融洽。
1978年冬，父亲前往江苏扬州市723所工作，母亲为照顾在武汉居住的母亲和子女，由鄂西办事处任命她为武汉第七研究院672医院下属外科、妇产科、五官科联合支部的支部书记。一上班，母亲就积极学习政治和医学知识，开展这三个科的政治思想工作。在半年多的时间内，她除了完成医院规定的政治教育和日常支部工作外，还抽时间与医护人员谈话120人次，家访20余人次，每周二、五日参加科里医护人员查病房，改变了外科、妇科、五官科人员的精神面貌。这样一直坚持到1983年1月，她满60岁时离休。
无私奉献赢得真情
1957年，为调解好朋友家庭无子女的困惑，母亲把三女儿送给她家抚养（因其他原因几个月后接回自家）。文革期间朋友全家到五·七干校下放，由于孩子小，干校条件差，求母亲帮忙带3个月大的婴儿，母亲当下答应全家总动员（以外婆为主，子女帮忙），把孩子带的白白胖胖。母亲在北京二附小时还资助过一名老师，这位老师后来成为名画家，还特地上门送画留作纪念。有一次门卫值班大爷跟她聊家常，她听出人家困难，赶紧掏钱相助。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的太多。
由于父母长期两地分居，教育我们儿女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。她对我们从不溺爱、严格要求、耐心教育。要求我们从小按时上幼儿园，鼓励我们听老师的话。进入小学之后，则勉励我们努力学习，遵守纪律，争取将来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材。我们有了缺点，母亲从来都是耐心教育，从来不打骂。在生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，培养我们艰苦朴素的作风，不给我们买高档衣服，上高小就穿父母的旧衣服，有的是小的穿大的旧衣服。母亲还资助了舅舅、伯伯的子女读书。
母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文革前工资级别就是行政17级，之后的调级，他在领导岗位上积极给群众、同级的领导争指标，在基层单位则主动表态自己不调，把指标让个别人。有的人几年间就调了三级，可母亲直到离休前才跟着全国普调涨了一级工资。母亲在几个学校当校长，学校的级别是县团级单位，去宜昌后，本来安排在父亲单位当处级干部，父亲觉得在一个单位又是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工作，有失公正，于是就去了院驻所的一个科级单位，回武汉工作，联合支部那个单位没了级别，母亲没有怨言，她总是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。
由于母亲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无比忠诚，对同志的热心帮助，乃至她在45岁时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还调她去那工作（由于本系统不批未去成）。她离休后，长航一中的老师们每年“三八”节带着自己的拿手好菜来家聚会；宜昌71库的同志只要来到武汉必到家来看望；672医院的医护人员更是为她庆祝生日，生病时对她无微不至的护理。母亲的付出得到了回报。
母亲的一生，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一生，是艰苦奋斗的一生，是无私奉献的一生。她是一名合格的、真正的共产党员，做到了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，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我们全家人学习她一生坚持“三个第一”的好思想、好作风。她的优良品质，将永远地铭记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母亲虽已与世长辞，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
二女儿：晓弘 |
天府网建欢迎您
您现在的位置: